胡良益 马中红 | 海外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新理论动向

胡良益，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介青年文化、媒介与性别

马中红（通讯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介青年文化、媒介与性别

［摘要］国内学界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较多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无法对当下丰富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或是以“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切入，而忽略“后亚文化之后”发展出来的理论主张。在不断修正伯明翰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术界持续拓展后亚文化理论，将“亚文化”的阶层、种族、性别等结构性要素与“后亚文化”的个体能动性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并结合数字媒介文化进行考察，可以梳理出“伯明翰理论新发展”“后亚文化理论新突破”“后亚文化之后新转向”“数字女性行动主义”以及“网络亚文化新现象”五种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为理解青年亚文化的新现象提供更具阐释力的研究框架，也为国内进行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亚文化；后亚文化；后亚文化之后；青年亚文化；新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青年亚文化一直是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借用芝加哥学派关于越轨青年的亚文化概念，对二战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极为细致且深入的研究，使得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以休闲生活为基础的、风格化的阶层抵抗理论框架。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看来，青年亚文化群体非但没有思想颓废、道德堕落，反而积极利用象征性的文化实践对工人阶级社区进行重组、对阶层结构展开抵抗，这对于把握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尽管“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学界关于质疑、取代、超越“伯明翰学派”范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主要因为，它缺少青年亚文化之于女性维度的必要考量；无视以休闲、时尚、消费为基础的青年亚文化在地区间的差异；忽略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直接接触，导致缺乏有效的经验材料，总之，质疑者认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框架已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比缺乏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学派所关注的重点是青年群体“沉浸”于某一种亚文化，而当下的青年群体却更多地“辗转”于多个文化场景中，并逐渐从一种“奇观”（Spectacular）的文化表达，回归到了一种“普通”（Ordinary）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青年研究为对象的人类学转向，成为了“亚文化”向“后亚文化”转向的主要驱动力。

因而，在21世纪初，有关“后亚文化”的青年研究产出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在后现代理论的支持下，后亚文化学者将青年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品味、消费、媒介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带有鲜明后现代特点的术语，比如生活方式（Lifestyles）、新部落（Neo-tribes）、场景（Scene）、后现代风格（Postmodern style）、亚文化实物（Subcultural substance）等，并经由马中红、陆扬、黄瑞玲、陈一等国内学者的引入，为我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视角。不过，在《青年研究》（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05年组织的一场关于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富有建设性和参与性的研讨会上，后亚文化的观点和理论遭遇研究者们强烈的质疑和挑战。在此之后，出现了被称之为“后亚文化之后”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新理论观点，它们呈现出修正伯明翰范式、拓展后亚文化理论、亚文化结构性因素与“后亚文化”个人能动的观点互动，以及结合数字背景作交叉研究等多种新理论，且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尚未被国内学界所关注、引介和批判性使用，以致于国内青年亚文化研究要么“捆缚”于“风格—抵抗”的伯明翰范式中，无法对当下丰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作出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要么以稍显滞后的“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切入，却忽略“后亚文化之后”发展出来的新的理论主张。因而，本文基于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背景，进一步引入“后亚文化之后”的研究成果，把握海外亚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从而为国内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给予批判性借鉴。

一、由静态单一的风格抵抗转向动态的多维度抵抗

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醒目的、极具辨识度的风格（Style）。早在1979年，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讨论了行为、服装、音乐、行话与意义之间的隐藏关系，使颠覆性的“风格”成为青年表达文化认同与协商文化权力的策略性手段，进而以一种另类的抵抗姿态传达出青年群体的态度。然而，常被忽略的是，赫伯迪格在对朋克的研究中发现，朋克挪用纳粹符号其实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风格表现，除了肉眼可见、精心设计的符号/手势外，朋克青年的价值观念与法西斯纳粹并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这种挪用（Appropriation）所散发出的独特吸引力恰恰来自于虚假的伪装，是一种对“空洞效应”（Empty effect）的想象利用。这意味着，“能指不再受客观现实、既存需求或使用价值的约束，可以自由浮动，通过编码差异和接合的操纵，建立自己的意义……从任何与所指的稳定关系中释放出来，指向世界上一个不同的指涉物，能指成为它自己的指涉物”。朋克与纳粹虽然共享符号的能指，所指却独立成自由漂浮的存在，被赋予新义。在后亚文化学者看来，这是后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

2000年，大卫•玛格雷顿（David Muggleton）为了表达对赫伯迪格的敬意，出版专著《亚文化透视：风格的后现代意义》（Inside Subculture：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他认为，伴随着大量的文艺复兴与文化转型，亚文化开始快速地分裂与再生，并出现多种风格在同一节点或任何节点上的共存，这导致传统亚文化学派所坚持的二元对立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几近崩塌，比如亚文化与主导文化、阶层与消费、作为风格的抵抗与作为时尚的风格等。尤其是，“阶级”所秉持的结构性关系和传统亚文化所具备的历史厚重感逐渐流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时尚为目的、个性化选择以及混合多种形式的“新风格”。置身于后亚文化语境中的青年，可以自由且迅速地从一种风格过渡到另一种风格，这种高度灵活所带来的乐趣，完全消除了伯明翰学派的身份对立，成为一种享受“玩”的风格游戏（Stylistic Game）。从“后亚文化”的视角去看伯明翰学派的范式，它的局限性体现在无法适应当代社会日益增长和快速变化的文化形式。尤其是，当代青年的身份长期处于一种“过渡性”的暂时阶段，从而瓦解了集体身份的唯一性，而促成此种变化的关键在于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所拥有和提供的创作元素，使青年得以重新塑造全新的自己，并且获得流动不居、多重百变的身份。不过，“后亚文化之后”的学者对网络所产生的多重身份表示质疑，因为网络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增加了个人与文化的流动性，而缺乏对线上和线下互动关联的考察，比如研究者发现哥特亚文化族群倾向于定期访问喜欢的网站，并且经由网络的超链接跳转，进而强化现有的社会关系，形成相对封闭的哥特式社区。在此种意义上，“风格”演化为个人主页发布的内容、推荐音乐的类型、专业知识的分享等，这在强化亚文化内部凝聚力和外部排斥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解码亚文化风格的过程中，伯明翰学派始终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反对压迫的斗争”，尽管这种抵抗霸权、对抗层级结构的表现是想象性的、象征性的、符号化的，但它所传递出的积极力量被视作社会变迁的标志。而在后亚文化学者看来，风格和仪式抵抗只是一些空洞的概念，不过是将“越轨者”或“反叛青年”的消费行为合法化，成为了一种无用的、悲壮的、英雄主义的文化残余。也就是说，此前静态单一的“风格—抵抗”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后亚文化”，研究者需要明确抵抗过程中的多个节点和维度，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全面考察。比如，一是被动（Passive）与主动（Active）的维度，关注青年抵抗行为背后的意图，而非仅仅是行为产生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伯明翰学派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子弟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被动的、向主导文化发起的象征性抵抗，比如在美国年轻人关于撒旦崇拜的亚文化研究中，通过特定的消费与仪式来明确抵抗的目标，超越了作为被动的消极抵抗，并在成员群体中建立起和维护好一套达成共识的价值观。二是微观（Micro）与宏观（Macro）的维度，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一旦了解抵抗的意图，那么下一步就需要确定抵抗的方向和形式，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的问题。一方面，这适用于分析不同时间框架下（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的微观抵抗，例如女学生在高中时期因受到排挤和被边缘时，试图通过服装形象、身体控制（剪发）的方式成为朋克女孩，以此形成对校园暴凌的抵抗。另一方面，它同样适用于不同空间、地域差异以及全球情景上的宏观分析，比如作为毒品贩子的青年，是如何以不合法的行为来抵抗新自由主义之于贫困、边缘、不平等问题的合法化现状，进而揭示集体行为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后亚文化过度强调享乐主义的不足，重新关注对于失业、歧视等结构性问题的讨论。三是显性（Overt）与隐性（Covert）的维度，显性抵抗是以明确目标为指归的可见行为，绿色环保、女权主义等社会运动便是如此，而隐性抵抗则强调有意为之却未被察觉的行为，类似个人的抵抗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显性与隐性的两种抵抗在网络环境中相互流转，一方面在显性的集体抵抗中蕴含着个人隐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人的社会行动极易在网络中扩散，形成较大范围的行动联结和社会影响。

二、互嵌亚文化、移动生活方式和情感场景

21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批判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范式有效性的成果。作为后亚文化的关键术语，“新部落”被认为是替代“亚文化”概念的选择之一。米希尔•玛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将人们零散的、随机的、碎片的联系进行理论化提炼，提出一种以流动性为核心的“新部落”概念，强调青年是通过某种氛围、相似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情感进行集聚，而非亚文化理论所主张的阶级社区。用安迪•贝尼特（Andy Bennett）的话来说，“与其将新部落主义描述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倒不如说它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漫游中，个体终于找到志同道合的彼此”，这对于关注流动不居的青年亚文化、把握社区集群的形成逻辑以及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后亚文化之后，有研究对新部落理论进行再延伸，提出一套相对完整、可分析的理论框架，由共享的情感（Shared sentiment）、仪式和符号（Rituals and Symbols）、成员身份的流动性（Fluidity in membership）和空间（Space）四个维度组成。然而，随着亚文化种类、数量、规模的增长，意味着任何以新部落为形式的亚文化群体并非永久稳定，而是在新部落内部具有持续裂变与分化的倾向，生成与之相关，但又不同的新文化（“新”新部落）类型，比如粉丝文化中的“女友粉”“妈妈粉”“CP粉”“同人粉”等。可以说，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新部落在赋予个体不同意义的同时，也恰恰成为了原部落内部持续再生的动力；另一方面，个体以不断碎片化的身份进行新的“新部落”重组，进而在个体能动的过程中实现集体组织的稳固。如此，青年身份的多样流动与部落内部的不稳定，构成一组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这种趋向被称为亚文化的“嵌合体”理论（A theory of subcultural mosaic）。与“新部落”的主张相反，它说明后现代社会的“分裂再聚合”现象，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基于阶级的政治抵抗，也不是超个人主义的、基于品味的风格追求，而是一种宏观的社会话语与微观的个体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在面对霸权制度的压迫时，个体可通过灵活的身份变化和任意的组织形态进行多种方式的积极实践，从而在碎片化、去碎片化以及再碎片化的循环中，实现生活体验上的彻底改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传统的“新部落”并不依赖明确的规则和惩罚性系统，而当网络空间成为当代青年新的部落聚集点时，出现了一种自我凝视、规训、束缚的内化转向。比如，在网络动态的发布中，青年们刻意追求某些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内容表达，这就使得网络部落中的参与式评论越来越少，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与关系维系不再成为可能。

如果说，“新部落”强调的是对“亚文化之后”青年集聚形态的“重塑”，那么，移动的“生活方式”（Mobile lifestyles）则代表青年亚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在航海研究中发现，人们会为了成为全职的海上水手放弃正常的生活方式，如此“反常”的文化表现造就了一种另类的“亚文化”。更为关键的是，航海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经济背景、阶级结构与主导文化存在一定重叠，成为一种以“亚”的身份进行“主”的生活方式的积极改变。这说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一种具有地点转移、自我控制、自由选择、不受阶级限制的新文化表现，彻底推翻了亚文化或多或少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主张；二是，中产阶级的“航海”与工人阶级的“街角”都被视作“亚文化”，这暗示着在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边界已不再清晰，“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后亚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尤其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代青年可以通过移动媒介的支持，获得改变日常生活的权力，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移动的青年文化”（Mobile youth culture）。事实上，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提出“媒体生活方式”的概念。他们认为，青年通过利用休闲时间，对有意义的活动进行协调、选择和组织，而媒体的日常使用以及技术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恰恰能满足个性化的差异与生活意义的追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学者进一步延伸该概念，认为当代青年文化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得到充分的表达与强化。在此基础之上，有研究以移动媒介的可供性作为理论视角，从“人的行为实践”和“社会组织的形成”两个角度，建立了一套三重逻辑的理论框架：持续联系的社会逻辑、随时连接的网络逻辑以及个人化的时间逻辑，以此完成了青年亚文化在空间、时间和移动设备三个维度的讨论。

那么，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产生了：当手机已经能完全满足青年的生活意义时，还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现实接触吗？已有研究发现，不少年轻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不出门，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隐匿青年”（Hidden youth），并在过去十年间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然而，不少研究陷入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假设，即“隐匿”代表着孤独、自闭、不求上进以及与社会脱节等负面标签，却严重忽略了年轻人如何凭借手机，体验新的社会关系和多样性的全新经历。深度访谈发现，大多数“隐匿青年”认为数字网络更有社会联系与交往的感觉，能与不同的人、更大的社区、喜欢的话题进行持续的关注与互动。换言之，“隐匿青年”并不意味着切断社会交往，而是以一种更加微妙、复杂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的状态，享受由网络自我（Networked self）所带来的多种社会体验。尤其是，在辗转不同的人、社区、平台的过程中，一系列的身份实践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状态，从而由在线访问生成的实际控制（Practical control）逐渐延伸到卧室空间的象征性控制（Symbolic control），如此双重空间的建立，为青年提供了一个“自由且安全”的场所。更关键的是，这种掌控感给予“隐匿青年”一种“合法化的战略地位”，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可优先保障自身的利益、赢得他人的数字支持以及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圈子，进而获取积极的身份认同。因此，有研究认为，“隐匿”是青年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被认为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如此，“隐匿”被视作青年抵抗社会期待（或责难）而形成的一种确定自我身份的自洽形式。

虽然“新部落”和“生活方式”与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但同样是后亚文化关键词的“场景”却稍显另类，因为它被作为一个基于本土、专注于空间以及特定场景的分析工具。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将场景定义为一种文化空间和一系列音乐实践的共存表现，可以根据不同形式的配置、变化与融合，在不同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作用。比如，场景是由表演者、粉丝、基础设施、演出设备等一切围绕音乐（和音乐相关）的人、物质、意义、行动、创作所共同组成，“这意味着场景包含了一切，从紧密联系的当地音乐社区到孤立的音乐家和稀缺的粉丝，所有人为共造一个更大的音乐实践空间而做出努力”。因此，场景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和解释力的概念，并被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本土场景，强调在特定地点所衍生的实践表现；二是跨区域场景，指的是广泛分散的本土场景被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所吸引，并嵌入到日常生活中；三是虚拟场景，作为一种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新场景形式，主要关注网络形式的音乐沟通。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提出情感场景（Affective scene）的新维度，认为参与者可能会通过他们在媒体消费中共同听到、看到、读到的东西，获得相近的感受与意义，使之以内省的姿态来表达某一代人特定的世代记忆和文化经验。这种理论创新的价值在于，它以文化记忆的形式，丰富且拓展了场景的时空维度，突破了有限的、固定的文化空间，转向一种随着时间流动的、真实存在的动态实体，使我们看到日常音乐意义的共同生产是如何通过情感组合的形式，延伸并聚集在各种公共和私人空间里。换言之，记忆成为场景存在的关键证据，在为个体提供一种归属感的同时，个体也在其中确定自身身份，进而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共鸣感的新场景。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邀请那些研究科学的人停止追问社会如何“生产”科学，而是分析科学工作如何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威尔•斯特劳强调，要认识场景在城市生活中生产性，甚至是功能性作用，将场景作为城市交流、互动和指导的基础设施之一，从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一种稳定结构。那么，是否可以从城市文化如何“生产”场景的问题，转移到场景中的活动是如何以一套制度和肌理，去产生城市文化的问题？这其实透露出了一种关键的转向，即从“风格的空间化”（Spatialisation of styles）到“空间的风格化”（Stylisation of space），也就是从青年单方面利用城市空间作为必要的行动场景，转移到“青年与城市”之间积极的、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实质的互动关系中，将青年文化转变为城市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跑酷与城市之间所建立起的创造性关系，青年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和感知城市环境，将坡道、水泥地、建筑结构视作为“美好的障碍”，一方面刺激和支持创造性运动的展开，另一方面又保持着“障碍”的本质，促使青年不断克服困难，在城市场景中掌握“非常规”的能力，收获对一个地方的不同感受和意义经历。再比如说，涂鸦者让废弃的建筑重新被使用，使灰色、裸露、破旧的区域得以美化，使郊区重新散发新的活力。与此同时，这种行为实践和身份自赋，打破了城市中心所界定的无形的排他性界限，在城市场景中获得集体身份的同时，也通过美化后的“差异”为城市文化场景的发展提供新的选择。

三、社会结构、个体能动与传播联锁

亚文化与后亚文化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是否仍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影响。后亚文化作为一种近似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后亚文化之后”的研究者看来，是无法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提供较为深度的分析，甚至认为后亚文化对于个人能动的断言脱离社会现实。事实上，社会阶层仍然塑造着青年的文化身份。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享受消费带来的愉悦，而消费主义却是后亚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在本土化的场景中发展起来，而本土场景由于城市阶层的划分，致使各种青年亚文化之间存在着等级的划分。因而，“后亚文化之后”的研究存在一种重回伯明翰学派的倾向，试图在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平衡。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的区隔理论给予文化研究者新的启发，他认为，人所表现出来的品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倾向等要素，实际上与自身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具有密切联系。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由此产生的区隔（Distinction）是理解阶层的关键。进一步，区隔不只反映了原始的阶层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再造、延伸和巩固原有阶层，甚至可以认为，阶层通过文化的表现产生作用。因此，当青年进入亚文化领域时，他们的惯习已经受到其阶层地位的影响。同时，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是由多个场域组成，并在宏大的社会空间中相互关联。在这个场域中，参与者作为能动个体为获得认同或特定资本而斗争，同时也为“什么应该被视为资本的定义”而斗争。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场域的可能，尤其是具有亚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的、资本形式的社会形态，即新视角下的“亚文化资本”。1995年，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曾在探讨“俱乐部”文化中，提出一种与阶层结构毫无关系的“亚文化资本”概念，更加突出由青年个体的品位所形成的“资本区隔”。然而，如果将“俱乐部”文化重新聚焦在场域理论中，重新思考亚文化资本，就有可能发现亚文化内部具有相对的自主权，比如是由集体能动所创造的空间，并定义自己的资本形式，而在场域之外的资本价值却很小，甚至在别的场域看来是为负值或无用。也就是说，场域可成为既将亚文化作为等级社会的一部分却不失去相对自治的理论概念，帮助研究者既关注场域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又关注场域内部的个体位置，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亚文化参与者“做出了在外界很难理解的选择，但在内部的人看来似乎是完全理性的、逻辑的和自然的”问题。

事实上，由布尔迪厄区隔理论对现象的切入，也暗示着亚文化与后亚文化之间的交锋转入青年文化实践理论（Theories of youth cultural practice）的新范畴。以“后亚文化之后”的视角来看，许多后亚文化研究缺乏对结构经验和文化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的深入分析，而这种作用对重新确立亚文化理论至关重要。青年文化实践理论的转向分别借鉴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的核心，试图对当代青年文化进行更为有效的洞察。换言之，“后亚文化之后”关注的既不是“结构”，也不是“文化”，而是研究社会结构是如何接纳和排斥青年群体，青年个体又是如何处理这种社会反应以及后续的文化演进过程。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互动来分享特定思想、物质对象和文化实践，进而联结成有意义的网络结构，使亚文化在流动性和稳定性、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取得平衡。早在1979年，有学者就提出“传播联锁理论”（Communication interlock theory），强调小群体可以通过大量的“联锁”或社会联系，与许多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这其中包括，在多个群体中拥有成员身份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不同群体的交流，以及群体与无身份个人之间的交流。因此，亚文化并非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的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之中，即亚文化“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就像它影响自己一样”。那么，在理解亚文化的连接性（Connectivity）的基础上，有学者援引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对在多个相互贯穿的传播联锁关系中所创造的意义过程作进一步阐释。“主体间性”解释了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方式是如何通过共享的意义系统进行运作，从而生成人们彼此共享的文化意义。这意味着，人们不是原子式的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主体共在，并通过社会结构中其他自然物的感知来定义自我在结构中的位置。一方面，个体通过互动以保持群体间存续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互动也充当起制约文化实践的某种机制。因此，主体间性的适用性，体现在对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日常实践上，即亚文化不仅发生在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中，更在亚文化内部和群体之外的共同作用下，“亚文化”才得以被持续创造。

四、数字女性主义的觉醒与崛起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全面普及，网络逐渐成为“后亚文化之后”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亚文化与技术紧密相连，持续繁衍新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成为青年群体争夺话语权力的方式和策略，这对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群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女性主义崛起的关键在于，女性网络行动者通过文本叙事（故事、遭遇、请愿等）、视觉叙事（图像、视频、漫画等）、非常规表达（幽默、讽刺等）、标签主义（“#•••#”）等，使得女性行动主义在公共领域得到广泛响应，并开启了一种新的、与不同文化、不同结构之间的对话，处于展演性行动主义和技术性文化生产的交织（Inter-twinning）状态，由此形成新型的“技术—文化”结构（Techno-cultural constructs），女性网络行动者将平台、能动性以及文化实践有效地整合起来，并建立一套可参与的行动框架，以新的联结型基础设施（A new infrastructure of association）来支持公共领域的集体动员。

然而，有研究发现，在女性主义的运动、辩论以及关注中，年轻女孩似乎一直被“排除”在外，因为她们被默认为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群体。事实上，已有无数案例表明，年轻女孩具备成年女性一样的行动潜力，比如利用社交媒体对性歧视、性骚扰、性暴力进行曝光。不过，年轻女孩似乎对“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非常抗拒，在她们看来，这个“身份”已经被污名化为一个可鄙的形象，比如非女性化、厌恶男性或者刻意制造麻烦。因此，为更好理解年轻女孩的社会行动，需要转入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即年轻女孩是如何利用女性主义作为自身行动的“解释框架”，以争取在不平等、隐蔽的日常生活中，获得自省、自处、自立的能力。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女孩为中心的女性主义（Girl-centred feminism），将女性主义目标和女孩力量（Grrrl power）、时髦（Sassiness）以及自主（Autonomy）结合起来，并在日常行为与互动中秉持“个人主义特点和女性主义理想”的双重态度。这种框架的建立，一方面借助于网络的信息分享、知识帮助等个人政治化表现，瓦解了年轻女孩缺乏政治考虑的“偏见”，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女孩被女性群体视为“她者”的尴尬境遇，解决了年轻女孩“抗拒”成为传统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从女性主义情感理论出发，年轻女孩与女性主义群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隔阂。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理论强调，社交网络所带来的持久性、可复制性、可扩展性和可搜索性等可供性，极大强化了情感的联系，尤其是媒介可以产生、复制、传递情感，从而使不同类型的数字女性主义实践产生同向的社会效果。也有研究在行动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化情感（Networked affect）的概念，它参考了社交媒体的网络能力，通过网络的无限联结，打破了个人、社会和政治之间的传统边界。更关键的是，接入数字设备的个人总是超越无设备的个人状态，这就意味着能动不仅被个人所掌握，更在人与技术的互动中被进一步激活，完成个体与集体、与组织之间的连接。退一步说，数字女性主义不必以政治性作为唯一目标，而是一种产生乐趣的行动主义（Fun-producing activism）。在充满争议的韩国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行动者将“有意思的创作”和“模仿男性幽默”作为一种策略，通过不断创造有意思的“反击”内容，对有厌女倾向的男性进行取笑、调侃以及讽刺，想象男性网民的焦虑、沮丧、愤怒以及无奈，在收获愉悦的同时，也激发起其他女性旁观者的参与兴趣，使得这一组织进一步得到壮大，并持续激活数字女性主义的行动活力。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以乐趣为导向的行动实践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娱乐调侃，抑或是对数字女性主义初衷的背离，而是在寻找更多乐趣、主动争取平等、真实认知自我的过程中，增强（Augmented）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对性别议题的感知力和处理经验，是数字女性主义特有的行动策略。

如果说韩国的女性行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能动，那么标签行动主义（Hashtag activism）则更加关注由技术所迸发的女性集体力量。标签，原本仅作为一种分类信息的功能，目前已发展成一种创建元话语（Meta-discourse）的手段和社会运动的极佳策略。通过标签功能的连接、内容的展示、情感的表达和相关背景的铺垫，帮助弱势、沉默和边缘的女性群体发出声音、获得关注，如此也就符合“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的概念，即人们聚集在一个话题标签周围时，可能会体会到“在政治意义上的团结”，从而触发一种连贯有力的网络行动主义形式。由此可见，标签成为了一个数字女性的共享空间，为女性之间的相互赋权、提供政治动员、明确抵抗目标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然而，有研究认为，标签同时也是一种受约束的赋权，并在数字空间中强化了现有的压迫结构。这是因为，标签虽然能营造出集体的团结感，但实际上掩盖了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以致于缺少一个稳定、有效的共情基础。另一方面，标签可能会解放女性的意识，但也可能因此导致参与者不愿意参与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网络亲密关系存在刻意放大情感、意义或者团结的错觉，即“标签言说”比“实际行动”本身更加具有意义，如此陷入了一种对于技术的迷恋（Technology fetish），甚至可以说“技术掩盖了参与者的无能，以标签的形式表达了参与政治的美好愿景”。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不能忽视技术所裹挟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它提供简单、快捷、有效的方式，将重要议题合法化、边缘女性公开化，另一方面，也要严肃地认识到，缺乏可见的现实行动力对改善女性的处境于事无补。

五、网络亚文化：作为艺术实验的引战

目前，关于网络亚文化的研究大多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倾向，而就实际的网络生态而言，其黑暗、撕裂、阴郁的文化现象常被忽视，比如激烈骂战、刻意引战、虚假谣言、人肉搜索等，这些负面现象都可纳入“引战”（Trolls）概念加以阐释。“引战”泛指扰乱网络空间正常秩序，并企图通过引发、制造或加剧冲突以收获快感的所有行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友思网（Usenet）用户间就已出现引战雏形，当时的用户会问一些无聊的问题，以此判断是否真的有“闲人”在认真回答，从而确定是否有新的用户在线（或掉入“陷阱”）。这种伪装式的“欺骗”（Deception）逐渐成为“引战”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并从小规模的自娱自乐演化为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网络文化。最典型的现象是在无视语境的前提下，故意发布令人反感的内容，期待他人会因此而被欺骗，并进行愤怒回复。有研究对引战现象进行梳理，归纳出以下主要类型：“仇恨者”（喜欢激化矛盾而不让他人受益的人）、“狂躁者”（激怒他人以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人）、“欺骗者”（发布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的人）、“注视者”（喜欢看别人在做什么）、“安息者”（发布攻击性的内容以缅怀逝去的人）、“破坏者”（破坏他人游戏体验的人）、“挑事者”（利用策略以推动或延缓政治进程的人）。

如此繁复的引战类型其动机分别为何？从一份22位自认为是引战者的半结构访谈中发现，引战的前提是自己感受到了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挑衅。更重要的是，引战双方似乎很容易进入一个循环反复、自我生成的闭环状态。一方面，所有的引战者都是“引战”的受害者，他们将之前经历的挑衅感受以引战的形式进行发泄，轻而易举地成为新的引战者；另一方面，旁观者、受害者和引战者之间的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意互换和自由定义，尤其是旁观者会加入引战者和目标对象之间的“骂战”中，这在极大程度上进一步刺激和放大引战行为，彻底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然而，研究者并没有仅仅通过这些负面现象去界定“引战”。相反，也有研究发现，引战会诱使他人对某个话题进行长时间的关注和讨论，因而，引战有助于在一些争议性事件中产生积极影响。如此看来，引战动机受两方面影响，一是通过破坏正常的交流，以粗暴的形式进行身份认同，二是以恶作剧的方式享受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取的乐趣。

已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引战者一般与负面人格、反社会倾向紧密联系，比如存在施虐倾向、精神变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择手段的人）等特点，但就文化研究而言，仍需要考虑引战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的复杂性。事实上，网络中经常出现一方质疑声讨、一方持续回应的无休止论战（Flames），这与刻意引发矛盾、制造冲突、注重胜负的反社会引战并不能视为同类。虽然两者行为表现极为相似，但论战类的引战更加强调一种具有自我伪装性质、丰富想象力、无约束的策略行动，可视之为艺术实验的引战。这类引战者只重视自己的创造想法，对引战行为持有非常复杂的态度（道德困扰和宣泄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存在所谓的意见领袖和明确的行为原则，也不在乎是否获得最终的舆论胜利，而将是否接收到他人回应，是否对正常秩序进行干扰等作为追求的目标。有研究发现，艺术实验的引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随机的、任性的破坏性行为，引战者需要通过学习（Learning）以了解所处环境，并将自己同化（Assimilation）成目标社区中的一份子，最终完成引战式的权力僭越（Transgression）。在某些情况下，引战是一种“强制性”的参与和互动机制，它常常促使目标对象作出回应，并使少数人、边缘人的声音得以发出和被听见。换言之，艺术实验的引战者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强化和捍卫自己的群体边界，这是对可感知的社会变化所进行的有效沟通，比如它再现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敏感话题，从而提供了更广泛的意义创造过程。一定程度上，作为艺术实验的引战不仅是一个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更是一种让所有人都体验社会不平等的文化机制。赫伯迪格曾引入“噪音”的概念去阐释亚文化的风格美学，而作为艺术实验的引战作为一种干扰日常运转的“噪音”，其隐藏的表意力量（Hidden signifying power）就是通过一系列具有思考、策略以及艺术设计的破坏，完成去中心化的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实验的引战将被忽视的社会顽疾、结构性矛盾，在充满表演性的冲突、对抗与引战“陷阱”之下，以一种戏谑、激烈、悲壮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解决。

六、结语

总体而言，海外青年亚文化研究已经察觉到了“后亚文化”理论的局限，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试图对青年行为、现象及文化进行更有解释力的分析。在这之中，既有重回并修正伯明翰学派“亚文化”范式的趋势，也有对“后亚文化”进行坚守与延伸的努力，更有结合“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理论，取长补短，进行新主张新理论的拓展，由此展示青年亚文化研究需要一个更具批判力与想象力的理论视角。换言之，一个具有阐释力的亚文化理论，一方面要充分把握社会分化、阶层区隔的复杂性，从而掌握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个人与群体是如何展开互动的，另一方面又要观察到青年亚文化所蕴含的创造力与不稳定性，以此把握社会结构性因素与亚文化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后亚文化学者安迪•贝尼特曾对（后）亚文化的未来进行思考，他认为，为了更好地厘清青年亚文化与消费、休闲、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结合，进而促使亚文化与后亚文化之间开展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更关键的是，在“后亚文化之后”的今天，需要在地区、文化以及个体差异等多个维度的基础上，关注性别、消费、技术、日常等因素，以何种程度和变化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后亚文化之后”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不再秉持放弃传统研究框架的激进态度，更加希望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对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进行更全面的考察，比如通过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德勒兹的物质符号、曼海姆的社会代际理论， 在超越、甚至消解青年亚文化中客体与主体、结构与能动、稳定与流变之间的二元论束缚，为理解青年亚文化的新现象提供更具阐释力的研究框架。因此，建立一套具有阐释力、满足差异性、符合特定社会语境的理论体系，甚至研究范式，正在成为海内外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6期

P98-110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王叶子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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